这是1992年时，我在新西兰奥克兰市海边照的。不远处的小岛，就是激流岛。

　　1993年10月8日，新西兰奥克兰的一个普通的早晨，我照例去玫瑰园跑步回到家，做好一杯咖啡。电话铃声划破了宁静的过道，我捧着咖啡不紧不慢地拿起电话，电话那边是东方市场经理朱丽的声音：“是鸣吗？你们店怎么还不开门啊？有什么情况吗？”我说：“简娜没去开门吗？OK，我十分钟到！”

　　这个店是我第二任丈夫爱瑞克在东方市场开的一家店。以卖澳洲蛋白石为主，兼卖毛利人和太平洋岛国艺术品的小店。平时我在家里画画，只有一天去店里。简娜已经在这个店工作很久了，今天是怎么了？她有事也应该先来个电话呀……我想着走着，匆匆忙忙地打开了店门。

　　不久，简娜才脸色苍白地上班，没等我问就冲我说：“鸣，你的诗人朋友Mrst顾，自杀了！”“什么？怎么回事？”我急切地问，简娜和顾城是邻居，都住在Waiheke Island岛上（后称激流岛）。简娜开始抽泣：“昨晚他俩就吵了一夜，早上他先用斧子砍了他的妻子，可怜的她呀！流了一地的血，随后，顾就在树上吊死了。”“简娜，你，你是亲眼看到了现场？”我急切地问，简娜的眼神开始散了说：“是，我离开时，警察还在那呢。”

　　我和简娜正在对话时，听到直升飞机从头顶飞过的轰鸣声，简娜大喊：“这直升飞机上一定是送Mrs谢啊，去奥克兰医院抢救！上帝啊，她还有一口气！一定是！”我跑出东方市场，望着直升机的方向，似乎看到了谢烨一一那个爱笑的女孩！下午朋友小陈告诉我，谢烨到了医院由于失血过多，在直升机上就去世了。

　　出国前，顾城和谢烨的年轻幸福的样子。

　　顾城和谢烨是我1989年出国前就认识了……

　　当时我还在第一个的婚姻里。记得是一个下午，我们在东单头条那间小屋里接待了顾城和谢烨。两个热恋中的年轻人，从一进屋就手拉着手，几乎一直都没有放开过。“我们是在火车上认识的，我一看见她就知道我们俩是可以在一起的？”顾城睡眼朦胧地说着好像是在自言自语。我一直在打量着谢烨，她真的很美！是上海姑娘中少有的那种大方的美。脸上有健康的红润，粗粗的一根大辫子，让我想起了《红灯记》中的铁梅……

　　谢烨不怎么说话，只是看着顾城浅浅地笑，脸上那时隐时现的酒窝显得那么好看和善良。“你们什么时候结婚呀？”艾端午问，“快了，只要她妈妈同意。”顾城看谢烨答着，我又问：“谢烨的家不同意吗？”谢烨看着顾城回答我说：“我妈妈就是觉得，我在工厂上班好好的，要辞工到北京来，再说顾城也没什么正经工作……”顾城近乎撒娇式的口吻说：“我是诗人！写诗就是工作嘛”。谢烨轻轻地说：“我妈还说，诗人多是白相人，顶靠不住的了。”我怕气氛紧张，连忙说：“将来顾城成了大诗人，什么都不成问题了。”顾城对着谢烨说：“现在我们有方便面呀！”当时方便面刚刚在中国流行。临走时顾城郑重地对我们说：“到时候我们结婚请你们做证婚人行吗？”我们满口答应着……

　　八十年代末中国的变化是我们许多人料想不及的。一大批文青愤青们稀里哗啦地走出了国门。我出国后的第一站就是新西兰的奥克兰市。我那会儿是一边自费学英语，一边在东方市场的右侧大门口摆了个画像的小摊儿，操起画画儿的老本行，赚点生活费。

　　每个星期六的上午，是各家各户的车库卖旧货的日子。也是我们这些穷留学生最高兴的时候。通常是几个人挤进一辆几千块新币买的破二手车里，满奥克兰市乱窜，能淘到许多便宜的生活用品。真没有想到居然在一家的旧货摊上碰到了顾城。他和朋友小陈在一起正和一个老太太讲价钱，只听顾城用京腔英语说：“我把你的牛仔裤都买了，就给便宜点吧……”我上前拍了一下顾城的背：“嘿嘿嘿，你买这么多仔裤是做帽子吧？”顾城说：“是啊，哎呀你怎么知道！怎么是你呀！小呼你怎么在这儿呀？端午呢？”我反问：“谢烨呢？”他在家呢。小陈大喊：“你们俩认识啊！太好了，晚上到我家去包饺子…”

　　转天周日，我的生意挺火，排队等我画像的一个接一个，忙得我连中饭都没吃。我抬头突然发现了谢烨和顾城站在一旁正冲我笑，我忙起身和谢烨拥抱起来说：“走走走，咱们去吃饭。”顾城跟了一句。“我们正好吃两顿饭。”市场正中是个食品街，亞洲各国的口味都有，其实就是大排挡，我还是爱吃家乡饭，几乎每次只要我的生意不错就会到这家《北京美食》来吃一顿像样的中饭，通常就要一个西红柿炒鸡蛋盖饭。我们坐下，仨人吃着说着笑着好不开心，谢烨问：“你的画摊儿可真火，比小陈那火多了。我现在学烧陶呢，也想试着卖卖我烧的小碗。”我说：“你可以拿来几件作品，在我这试试呗。”“真的？那可太好了！我明天就给你送几个！”谢烨笑着大声说。顾城连忙抢说：“小呼，我也会画画儿，在小陈的画摊儿客串呢！不过，我只会画侧面像。”我问：“像吗？”顾城不好意思地说，“不太像，画得太不像我就不要钱了，白送给人家呗！”我大笑说：“不像的话，就是白送也没人要吧！得，一会儿我去参观你画的侧面像。”

　　顾城一直到自杀前，都是戴着用旧牛仔裤的裤腿改的那顶极具个性的帽子。我总是想，他可能是为了和谢烨站在一起时，让自己个子显得高一些吧。

　　快收摊儿的时候，我去了小陈的摊位，他是在东方市场的左侧大门口。只见顾城在那汗流夹背地画着，我悄悄地绕到他身后一看，吓我一跳，明明那坐着一位彪悍的毛利大妈，再看顾城笔下的正侧面像画成了少女，别说像了，连一点影儿也没有啊。也不知他画了多久，那位大妈不停地问：“画完了吗？”顾城终于说：“好了，你看怎么样？”毛利大妈拿着画，张着大嘴看，半天都没说出一句话，最后又把画递给了顾城。顾城耐心的问：“您年青时一定很美吧？这是你年青的样子啊！”毛利大妈终于笑了，顾城又说：“怎么样？像你年轻的时候？”毛利大妈又看了半天说：“有一点像，有一点。”说着从包里掏出了五元钱说：“我就五块钱了，OK？”顾城连忙说：“OK，OK，谢谢！谢谢！”毛利大妈随便把画捲了个卷儿，拦腰握在大手中，转身走了。我对顾城说：“真有你的，还挺会说，愣说是人家年青的时候。”顾城很得意地说：“要是我英文再好一些，写上几句赞美诗，张张都能卖好价！”他一边掏钱一边自豪地说：“今天生意不错，挣了25块钱！”我真没好意思开口，心想25块钱不算生意好？他又说：“我可以买块豆腐回家了，谢烨一定会表扬我的！小呼，你说这儿的豆腐怎么这么贵？合人民币27元一块呀！我想要是开个豆腐房准比咱们画画赚得多！”他开心地像个孩子。

　　谢烨在几周后出现在我的画摊儿前，背着个大包，头发乱糟糟的，一脸的疲惫，我问：“你怎么了？身体不舒服啦？”谢烨从包里拿出她的小陶碗笑笑说：“没事的，这是我烧的，昨晚就睡了三个小时。这可是刚刚出炉的，你看行吗？”我抚触着粗粗的小碗问：“真不错，你打算卖多少钱一个呢？”她说：“你看着卖吧，2元一只？”我说：“开什么玩笑，5元！”

　　又过了很久，谢烨的碗我都以5元一只全卖掉了，可是他们两口子谁也沒来东方市场。奥克兰的冬天就是雨天多，阴冷无比。快打烊时，谢烨湿露露地出现了。我连忙拿出了75块钱递给她说：“你忙什么呢？这么多天不见人影儿，碗全部卖了，你还有吗？”谢烨又是疲惫地坐在椅子上喃喃地说：“小呼，我怀孕了。”我说：“好事啊！”“可顾城不让我要，这是第二个孩子了，在北京时我己经打掉一个了。这个孩子我想要，生下来至少毎个星期，还可以领上政府给孩子的一百多块的牛奶费呢。我们的日子也可以好过些，再说，再说连打胎的钱也没有啊……”我有些生气问到：“为什么？顾城为什么不让要孩子呢？真是莫明其妙！”“顾城说，如果有了孩子，我对他的爱就不是百分之一百了。”谢烨苦笑着说，我大声反驳道：“什么乱七八糟的，别理他，孩子一定要！”她站起要走的，我连忙说：“稍等！”我跑到对面的越南面包店买了几个夹奶油的面包，递给谢烨说：“拿着，快关店了，面包便宜……”我目送谢烨的背影，一阵绝望的悲凉围绕着她。人从北京到奥克兰，她的样子似乎一点点在为最终宿命般的悲剧铺垫着，这是我们见的最后一面。

　　顾城的黑眼晴在闭眼时也是黑暗的。

　　不久听说顾城他们去了美国讲学，几个月又过去了。一天顾城神釆飞扬地领着一个女孩来到我面前说：“小呼你认识她吗？”我上下打量眼前这个比顾城还矮的瘦小女孩，她先伸出手说道：“我叫英子，出国前在李x家我见过你。”我噢了一声，她又说：“想不起来了？东四三条？家庭舞会？刘湛秋？”我又噢了一声。顾城对英子的那赤裸裸的充满欣赏的眼光，使我不停地问起了谢烨的各种情况。我觉得万千话语，都不如眼前，这种深到灵魂里去的透明。真是人际茫茫，只有在特定的那个人出现时，才会彼此投入相忘的苍穹漠漠……

　　这个叫英子的女孩，我的确見过三次。后来在悉尼也見过。无论她在激流岛的悲剧中曾经扮演过什么角色，她在奥克兰的出现，至少是整个事件的导火索……

　　顾城和谢烨去世很久了。从此那个小岛有了个新名字叫激流岛，旅行社也都开始有了这样的广告：著名诗人顾城曾经居住的小岛，激流岛一日游。我再也没去过。1999年我将要告别新西兰，前往悉尼时，最后一次乘摆渡班船上了激流岛。心里一直念叨着顾城和谢烨，回忆着他们熟悉的声音“现在我们有方便面呀……诗人都是白相人……那是你年青的时侯……我怀孕了……”

　　下了船，只觉得天地变色，悲怆的海浪倾泻扑来，战栗的沙滩顿时惊慌失色。我想那对一腔热血，満怀憧憬的朋友将永远留在了新西兰。这粗犷的山川、怒恶的大海、平静的冰山；死去的火山；有一个绝望的神话和永远无聊的冬天。

　　顾城和谢晔和儿子木耳在家中的合影。我临离开新西兰时，得知木耳仍在激流岛上一家岛民家中成長着，后来顾城的姐姐顾乡，也曾打官司争取过木耳的扶养权，法院最终把扶养权判给了那个拥有8个孩子的岛民家庭。